洛阳的考古发现,洛阳重大考古发现

19日，洛报融媒记者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自今年6月对苏羊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以来，考古人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为5000多年前华夏大地史前社会的文化交流提供更多实证。

苏羊遗址位于洛阳市宜阳县张坞镇苏羊村、下村两自然村内，2019年10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北临洛河、南望熊耳山，呈南高北低走势，东西宽约970米，南北长约1050米，面积约60多万平方米。

根据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特征，考古人员将苏羊遗址分为苏羊区和下村区两个片区。今年6月以来，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苏羊遗址展开系统调查和勘探。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史前研究室主任任广介绍，今年勘探工作的重点在遗址北部的苏羊区，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为主体拥有双重环壕的区域中心性聚落遗址，在此区域内发现了人工环壕、生活区、墓葬区、人工湖沼等重要遗迹——

●人工环壕：与护城河类似，为防卫而设

人工环壕位于苏羊区西部，宽15米至30米，距现在的地表深为4.5米至9米，推测其功能与护城河类似，为防卫而设置。任广介绍，目前考古人员正在对环壕进行解剖发掘，已能看到环壕的大致结构，整个壕沟连同遗址西边断崖将苏羊区西部围和成一个封闭的区域，初步判断环壕的修建时代应不晚于仰韶晚期。

“在环壕内侧，我们发现大面积密集分布的文化层堆积和遗迹，偏西侧有大面积的红烧土，部分区域堆积厚度达5米左右。”任广说，初步推断此处应为核心生活区。

●生活区：发现庙底沟阶段房址

在环壕内遗存丰富的核心生活区，考古人员共清理房址11处，灰坑、窖穴126座，沟1条。

任广介绍，已清理的房址中，有4处保存相对较好的仰韶文化中期房址，其为连间或单间的地面式建筑遗存，墙体为木骨泥墙，墙内壁有光滑的青灰面，地面坚硬光滑，为经过细致加工的灰褐色“水泥面”。在房屋地面上，考古人员还清理出大面积的墙体或房顶倒塌堆积。

“这次发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房址的规模和形制，在洛阳地区是首次发现。”任广说，这为探讨河洛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建筑技术、建筑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

●墓葬区：有规划的氏族墓地

经过勘探，考古人员在遗址内发现一片密集排列的墓葬分布区，初步判断为一处经过规划的氏族墓地，其年代可能和环壕使用年代相当。

任广表示，墓葬区和生活区分离，说明该聚落规划性强、布局结构清晰、功能分区明显，为研究仰韶时期该区域聚落形态、社会发展水平、生业模式提供了宝贵材料。

●人工湖沼：或为当时居民储水、净水场所

在苏羊区东南角，考古人员勘探出大面积的淤泥层，里面有不少仰韶文化陶片。

任广介绍，其平面呈近椭圆形，深度约7米至8米，初步推测此处可能是一处人工湖沼遗迹，为当时的居民储水或净水所用。

在考古人员的精细清理中，一大批颇有价值的文物也呈现在大家面前。任广介绍，发掘出土的物品以陶器、石器、骨器为主，还有少量的蚌器和玉器，同时还发掘出土一定数量的彩陶。 ●屈家岭文化陶器

“灰坑中出土了大量屈家岭文化风格的陶器，我们初步分析认为，该区域这一时期文化面貌非常复杂。”任广介绍，在编号为H31的单个灰坑中，出土了20多件可复原的带有屈家岭文化因素的器物，如横装宽扁足盆形鼎、罐形鼎、双腹豆、圈足杯、花边捉手器盖、彩陶纺轮等。

考古专家分析认为，大量屈家岭文化因素遗存的发现为研究这一时期屈家岭文化北进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这一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也反映出以屈家岭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同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这一时期在河洛地区的交流融合。 ●首次发现兽首石雕

对考古人员来说，今年发掘工作最重要的收获之一，是一枚兽首石雕。它雕琢精美，外形似虎头，从整体造型和制作工艺来看，考古人员初步推断石雕可能为权杖头部构件。

“这种石雕在中原地区同时期的遗址中是首次发现。”任广表示，兽首石雕的发现为探讨发源于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与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交流，提供了重要物质见证。

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赵晓军介绍，按照计划，下一步，考古人员将对墓葬区进行发掘，了解当时的埋葬制度和社会组织结构，揭示当时社会复杂化状况，助力中华文明起源和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

（洛报融媒记者 智慧）（图片由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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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洛阳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陶仕女俑，这女俑有何特点？2月21日，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传来消息，在清理黄河孟津会盟段河道内古代墓葬群过程中，发掘出土十余件西汉时期彩绘陶仕女俑。

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刘斌介绍，此处共发现各类（含水面下）墓葬110余座，截至目前，共发掘清理空心砖墓39座、小砖墓18座，出土各类文物200余件。出土文物主要包括陶壶、陶鼎、陶仕女俑及陶马、陶鸡、陶狗等，现场已修复各类文物50余件。

这是洛阳首次发现完整的西汉陶仕女俑和陶马。此前洛阳地区墓葬中出土的多为陶俑头、陶马头，没有这种头、身均有的陶仕女俑、陶马。

仕女俑主要的特点表现在：侍女俑分为站立、跪坐两种姿态。站立仕女俑约高60厘米，跪坐仕女俑约高40厘米，“身上”还留有橙红、浅黄、深红等彩绘的痕迹。从服饰、发髻及制作工艺来看，其与汉阳陵发掘出土的陶仕女俑分外相似，可以确认为西汉时期的物品。

而经过简单修复的陶马，或张嘴嘶鸣、或闭嘴发力，双目圆瞪，看上去威风凛凛。

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时，陶仕女俑、陶马的头和身体是分开的。“他们不是因为损坏而分开，而是本身就是拼插在一起的，可以拆分开。”刘斌介绍，陶仕女俑和陶马的身体上方有一个孔洞，与它们头部下方的孔洞正好对应，据此推测，应该是有某种“连接件”将头和身体拼插在一起。

此外，发掘出土的陶罐、陶壶等纹饰精美、制作精良，透过这些珍贵的文物，时隔千年的我们依然能感觉到汉朝社会的生活气息。

这片墓葬群所在区域位于邙山北麓、黄河南岸，地形平坦开阔，汉代洛阳八关之一的孟津关也在该区域。刘斌说，此次发现的大量汉代墓葬及其他考古遗存，为寻找平阴县、平县的方位以及孟津关的具体位置和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目前，对该墓葬群和遗址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在持续进行中。

洛阳考古研究发现陶仕女俑，你的家乡有出土过文物吗？实不相瞒，我的家乡就是洛阳的。我的家乡经常出土文物。

1、我的家乡历史悠久，九朝古都，文化深厚。

洛阳是一个历史文化特别丰富的城市。古代有很多朝代都曾在这里定都，从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开始，先后有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十三个王朝建都洛阳，累计建都时间长达1500余年，洛阳以建都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而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城市建设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对普通洛阳人来说，几千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一直是我们的骄傲与谈资。龙门石窟、白马寺等见证了洛阳城的昔日荣光，也给当代人留下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 以洛阳为发源地的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这已经是广大研究者的共识。《易经,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大禹对洛书进行了阐释，就是《尚书》中的《洪范》篇。后来，有诸多人对此进行推测、研磨，无疑反映了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地位。

2、我的家乡，出土文物年代及数量在全国遥遥领先，累计出土40余万件。

1928年，在洛阳马坡出土的“令彝”青铜器，是西周初年著名的青铜器之一，也称“作册令方彝”，其上有铭文14行185字。著名的历史和文字学家唐兰和陈梦家等，确定令彝的年代为周昭王时期的青铜器。 由于青铜铭文记载的内容为西周当代史，所以，位于洛邑的京宫和康宫，是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宫殿之一，其记载距今约3000年左右。 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为千年帝都洛阳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洛阳，珍贵的遗址、遗迹星罗棋布，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不可胜数，洛阳馆藏文物40余万件，其中珍品1.8万件以上，它们都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珍贵记忆和最重要的物证。

3、洛阳铲更是享誉国际。

洛阳铲是中国考古钻探工具的象征。最早广泛用于盗墓，后成为考古学工具。1970年代初，中国考古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时，曾赠送一把打造精致的洛阳铲。著名的考古学家卫聚贤在1928年目睹盗墓者使用洛阳铲的情景后，便运用于考古钻探，在中国著名的安阳殷墟、洛阳偃师商城遗址等古城址的发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总之，有着丰厚历史和文化底蕴的家乡，那些不断出土的文物，彰显家乡曾经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