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绵不断的铜鼓文化,江西铜鼓今天新闻

红水河流域发现的一只铜鼓,鼓面虽被磨损,字迹仍清晰可见,已经历20代人传承,现藏在广西东兰铜鼓民间收藏馆。

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广西东兰县巴畴乡巴英村，少数民族同胞扛着铜鼓前去参加“蚂拐节”活动。

新华社记者陆波岸摄

新华社北京5月24日电(记者董振国、黄耀滕)5月24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为何被视为“通天神器”,为何是中国与东南亚古文化的共同载体:神秘南方千年铜鼓再“敲响”》的报道。

“天上星星多,地上铜鼓多；星星和铜鼓,给我们安乐。”广西壮族至今传唱着这首世代流传的铜鼓歌。

在广西,每逢重要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等活动,壮族、瑶族、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都要敲打铜鼓。

铜鼓是中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及东南亚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史学界有“北鼎南鼓”之说。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原理事长蒋廷瑜介绍,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铜鼓与当地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铜鼓文化。

“铜鼓是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最有说服力的证据之一,就目前所知,越南、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9国都曾经铸造或使用过铜鼓,有的国家、有些民族至今还在使用铜鼓。”蒋廷瑜说。

东南亚铜鼓文化历史悠久,铜鼓上的太阳纹、鸟纹、羽人纹等主要纹饰与中国南方铜鼓的纹饰十分相似或相同,说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很早就已经有了交流和往来。

在新中国成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拥有铜鼓往往是权势的象征。近几年,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铜鼓文化再度兴盛。在广西、贵州等西南地区,很多人家开始购买铜鼓摆放家中,遇有重大节日、喜庆家事,纷纷敲响铜鼓；作为一种民族乐器,铜鼓也开始进入校园,陶冶学生的艺术素养。

中国与东南亚古文化的共同载体

缅甸铜鼓历史悠久。唐朝刘恂的《岭表录异》中记载:“贞元中,骠国进乐有玉螺铜鼓。”

骠国是古代缅甸骠人所建。史料记载,公元802年,骠国王派遣王子率领使团到访中国,在长安用铜鼓献乐。著名诗人白居易还为此专门写了一首《骠国乐》:“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千击文身踊。”

越南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铜鼓国。越南清化省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铜鼓,被专家认为是越南最早的铜鼓。14世纪,越南汉字手抄本《越甸幽灵集》《岭南摭怪》等书中,就曾出现与铜鼓有关的神话传说。

14世纪泰国古老著作《三界经》也提到铜鼓:“锣鼓宣天,法螺号响,金钟丁当,铜鼓冬冬。”阿瑜陀耶王朝初期,波隆摩·戴莱洛迦纳颁布的《宫廷法》又一次提到铜鼓,把铜鼓作为宫廷乐器之一。

东盟十国中,除了菲律宾外,其他9个国家都有铜鼓。中国的铜鼓和流传于东南亚国家的铜鼓,在造型、式样、纹饰等特征上,有着很高的相似性。

1979年,日本学者今村启尔在《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上发表《关于先Ⅰ型铜鼓》一文,提出了“先黑格尔Ⅰ型铜鼓”的命题,这类铜鼓就是中国学者分类为最早铜鼓的“万家坝型铜鼓”,在越南和泰国都有发现。部分学者认为,越南早期东山铜鼓就是在中国万家坝铜鼓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年已八旬的蒋廷瑜是广西兴安县人,从事铜鼓研究30余年。他曾先后几次赴越南考察,通过对比铜鼓的造型、纹饰,发现东山铜鼓与中国石寨山型铜鼓和冷水冲型铜鼓相似:“越南早期的东山铜鼓受到了万家坝铜鼓的影响,与中国的石寨山型铜鼓并行发展,同中有异。晚期越南的东山铜鼓则反过来影响了中国铜鼓的发展,创造了新型的冷水冲型铜鼓。这种早期文明交流互相促进,让铜鼓文化达到了一个巅峰。”

国内外学者对铜鼓有不同的分类,但无论是越南的黄下鼓、广昌鼓、河内鼓,老挝的乌汶鼓,柬埔寨的马德望鼓、托斯塔鼓,缅甸的巴栖鼓,还是泰国的知府鼓,这些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铜鼓都与中国某个时期某一类型的铜鼓相似。

近年来,中国—东盟友好关系快速发展,双方经贸和人文往来不断加深。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落户南宁。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和东盟国家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相通性,为促进中国—东盟关系的长足发展、加深经贸文化往来,提供了文化相似、民心相通的基础。而铜鼓文化很好地印证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通过相互借鉴,可以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繁荣。

通天神物的传说与图腾崇拜

越南的神话传说中提到,古代一位首领出征打仗时,夜梦山神,请求携带铜鼓随军助战,最后在铜鼓声助威下,取得了胜利。

壮族始祖称布洛陀。壮语中,“布洛陀”意为“山里的老人”或“无事不知晓的老人”。在壮族先民的口头文学中,布洛陀是创世神和道德神。传说布洛陀有开天地、定万物、取火、开红水河、造谷物、造牛、教养家禽、造屋、射太阳的功绩。

铜鼓也是布洛陀造的。布洛陀开了天和地、造了人后,就在天上安了家,但有时他会从天上飞下来,倾听人间心声,看看人间缺少什么,再由他来创造。

有一次,地上的人们说:“大地上样样都好,就是缺少星星。”布洛陀说:“对呀,地上应该有自己的星星。”于是布洛陀带领人们用三色泥做模,采来孔雀石,砍来青钢柴,烧石炼铜。三天三夜后,炼造出了两端大中间小,一端封顶一端空的物件。封顶的一端有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周围还有一些小星星。

布洛陀用拳头照着大星星一敲,发出了“抛曼抛奔”的声音。布洛陀对人们说:“这些东西叫阿冉,它们就是地上的星星。”

壮语的“阿冉”即铜鼓,而“抛曼抛奔”就是壮语“保寨保村”的谐音。传说自此以后,壮族就有了铜鼓,铜鼓歌也在壮族中世代流传。

瑶族传说中,铜鼓是始祖密洛陀派他的儿子制造的。布依族传说中,铜鼓是祖先布杰为了让布依族的老人死后能上十二层天成仙,牺牲自己从天神那里讨来的。广西那坡的彝族传说,铜鼓是他们的祖先波罗和罗里芬铸造的,每逢农历四月初十彝族的跳弓节,节日里唱的诗经《铜鼓王》叙述了这对夫妇铸造铜鼓的经历。

“各少数民族都把铜鼓作为通天的神器,他们认为铜鼓声可以沟通天上的神。”蒋廷瑜说,在一些用铜鼓的少数民族地区,外族人不能敲打铜鼓,甚至不能触摸,否则会被视为对神的不敬。铜鼓是神物,也常用来镇宅安居,或作为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神器。

在广西红水河两岸的东兰、巴马、天峨、南丹等地的壮族村寨中,每年大年初一到二月初二前后,都要举行“青蛙节”祭祀活动,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青蛙节”在当地又叫“蚂拐节”,敲打铜鼓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环节。

冷水冲型铜鼓、灵山型铜鼓、北流型铜鼓和西盟型铜鼓,基本都有青蛙或牛马立体装饰物伏在鼓面上。在冷水冲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遵义型铜鼓虽然没有青蛙,仍在纹饰上保有青蛙爪的痕迹。在壮族传说中,青蛙是雷神的儿女,是沟通人间与雷神的使者。“青蛙节”上跳青蛙舞、唱青蛙歌时敲铜鼓就是要告诉天上的雷神,人们在祭祀青蛙,也在表达对雷神的尊敬。

在使用西盟型铜鼓的云南西盟佤族地区,传说铜鼓是由高山中修炼成精的一对青蛙夫妇所生的子女所造。铜鼓上铸上青蛙,是为了纪念已经修炼成人的青蛙祖先。铜鼓上除了青蛙、牛马等立体装饰物,还有些云雷纹装饰,反映了少数民族把铜鼓作为通天的神物,希望通过敲打铜鼓祈求天神保佑,风调雨顺、稻作丰收,铜鼓也因此成为红水河两岸稻作民族崇拜的图腾。

充满着神话传说的铜鼓,真正的发源地是哪里?又是如何从起源地进行扩散传播的?

两千多年历史的不断演化

“铜鼓云屯,欣赏了,壮家文化。中心处,一轮皎日,光芒四射。肖像周天辰十二,云波层迭纹多寡。边缘上,成对伏青蛙,服牛马。径寻丈,壮而大;径咫尺,精而雅。也并非一律千篇如卦。东汉马援曾此见,道光年号界其下。细思量,当是盖窖藏,鼓非也。”

1963年3月,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在南宁参观广西博物馆的铜鼓展览后,惊叹于铜鼓形态各异、制造精美的艺术风格,有感而发,写下这首《满江红》。

正史中对铜鼓的最早记录,源自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范晔的《后汉书·马援传》:“援好骑,善别名马,于交阯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

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中,最珍贵的出土文物是5件铜鼓,经“碳14”测定,这些铜鼓所在的墓葬距今已有2700年左右,意味着春秋战国时代,最早的铜鼓已经出现。

“这就确定了云南楚雄是铜鼓的发源地,为铜鼓起源地的争论做了结论。”蒋廷瑜说。

蒋廷瑜师从于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1964年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毕业。他回忆起与铜鼓初次“见面”的经历:1962年1月,苏秉琦带着学生们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在边疆少数民族文化陈列部分,蒋廷瑜第一次见到了铜鼓,而那面铜鼓正好是广西岑溪出土,这让他感到亲切,也因此与铜鼓结下了不解之缘。研究铜鼓30多年,蒋廷瑜主编或参与编写的铜鼓研究著作就超过20本。

“铜鼓最初是用来煮饭的锅。”蒋廷瑜认为,铜鼓是从铜釜演化而来。釜主要用于煮饭烧菜,古人饭后把它翻过来敲击,以获取具有一定音乐效果的声响。随着时间的推移,铜釜逐渐演变成专用的击打乐器。“万家坝出土的铜鼓,底部有火烧的痕迹可以印证这个观点。”

铜鼓如何从云南传到范围如此广大的地区?蒋廷瑜认为,铜鼓主要是沿着河流进行传播。

在地理上,贯穿广西全境的红水河发源于云南省东部曲靖市的马雄山,在广西境内有众多支流。红水河最大的支流北盘江则流经云南和贵州,贵州境内的支流还有桑郎河、蒙江等。红水河下游是柳江—黔江—浔江—西江,最后经珠江汇入大海。铜鼓的发源地云南楚雄万家坝位于龙川江支流青龙西岸,龙川江是长江上游金沙江的一级支流。这些河流的分布,与铜鼓在全国只有云南、广西、广东、海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和湖北9个省份出现相符。

在广西左江两百多公里沿岸的部分岩壁上,目前发现了60余处大型壁画。据考证,这些壁画是两千多年前生息繁衍于此的壮族先民古骆越人留下的。最著名的是广西宁明县的花山岩画。其断崖高270余米,南北长350余米,所画图像有1300多个,画中有人、船、马以及铜鼓等形象。这些岩画很可能记录了古代击铜鼓赛江神的活动。

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铜鼓的造型、形态、纹饰等不断发生变化。其功能也逐渐由煮饭铜釜、击打乐器,发展成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象征,最后为少数民族首领或贵族所独有,变成礼器和祭祀对象。

“铜鼓虽然发源于云南,但却是在广西得到了发展和兴盛。”蒋廷瑜说,无论从铜鼓发现的数量、铜鼓的分布范围、民间的收藏力度、现在使用铜鼓的频率、资料的丰富性等,广西无疑是全国乃至世界之最。

失传的工艺和千年铜鼓的“新生”

“美国、日本、英国、越南、老挝、泰国等国家都有人在做铜鼓研究。中国铜鼓研究有些后劲不足,年轻人对研究铜鼓兴趣不是很大。”蒋廷瑜对此颇有忧虑,曾经广泛流行于全国多省份的铜鼓,如今只有在广西的桂西北和云南、贵州部分地区仍在使用。

学界对铜鼓的研究,国外比国内起步早。真正用现代科学的方法系统研究铜鼓的是奥地利学者弗朗西·黑格尔。19世纪末,他在汉学家夏德的帮助下,研究中文古籍,结合维也纳博物馆收藏的铜鼓和资料完成了著作《东南亚古代金属鼓》。

在越南,也早有铜鼓研究,甚至和中国颇有渊源。在日本,铜鼓也引起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蒋廷瑜说,1995年应邀在日本考察时,就在东京大学见到铜鼓收藏。日本东京东南亚学会还曾举办“考古学与铜鼓研究”会议和“地域学的铜鼓研究”专题分会。一个没有铜鼓流传,民间也没有使用铜鼓习俗的国家却主办了铜鼓研究会议,这让蒋廷瑜颇为感慨。

在国外学者对铜鼓研究如火如荼、争论不休的时候,上世纪30年代,部分中国学者才意识到对铜鼓进行收集和研究的必要。新中国成立后,铜鼓的研究和收藏才迈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铜鼓在清朝道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基本停止铸造了,相应地铜鼓铸造技艺也慢慢失传。”蒋廷瑜说,铸造铜鼓的工艺,至今无任何历史文献记载。铸造铜鼓的遗址尚在,但却未留下任何铸造模具。

上世纪50年代末,由于大炼钢铁,一些存世铜鼓遭到毁坏或破坏,铜鼓数量急剧下降,加上制造工艺的失传,让这个少数民族文化“活化石”面临很大危机。

2006年5月,壮族铜鼓习俗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壮族的“青蛙节”、南丹白裤瑶的“铜鼓舞”、布依族的“铜鼓十二调”等与铜鼓有关的习俗和节日,相继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民间铜鼓爱好者的反复试验之下,铜鼓铸造又迎来了“新生”。如今在广西的东兰县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都出现了制造铜鼓的工厂。

“现在我们东兰几乎每个村都有铜鼓,有时候是村民自己购买,有时候是整个村子凑钱买。”东兰传承民间铜鼓厂的创办人罗明经说,近些年买铜鼓人的越来越多。东兰、南丹等县,逢年过节或是开业庆典、红白喜事,又恢复了敲打铜鼓的习惯。“去年单是在东兰县,就卖了500套铜鼓,如果算上卖到云南、贵州的,大概有2000套。”一套铜鼓中共有4面不同音调的鼓,这是桂西北地区常用的铜鼓搭配。

“春节的时候,我这儿的铜鼓都脱销了。”另一家铜鼓厂的创办人牙运永说,原来作为礼品的铜鼓,现在大都卖给村民自用。

牙运永用12面大铜鼓现场演奏了一段乐曲,声音洪亮而激越,古代先民们敲铜鼓或欢庆起舞或祭天祈祷的场景仿佛浮现在眼前,千年鼓声在历史的时空中回荡,经久不绝。

砚山千年铜鼓的回望散文 一

苍翠的六诏山脉，久久回荡着来自中古悠然的风。与铜鼓有关，从鱼米之乡的阿基轻轻响起三七之乡的故事。一面满载群雄崛起战国的铜鼓，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不动声色地展示着砚山充满蛮荒古味而厚重闪光的风流千古。

崎曲的条条古道，斑驳零落的石板，串串马队的铃声，将六诏山脉与云贵高原、与古滇国连成滇桂走廊的一幅幅画卷。击鼓山林，古韵传音。深厚铿锵的铜鼓声与掠空而过的苍鹰，传递着久远的文明。

古代中原三千余年的文明史河中，铜鼓与百越族共生共荣。从百越族中逐渐分离出来的“乌蛮族”，成为后来彝族的重要一支。而云南省砚山县大各大村，正是中原彝族变迁发展史中重要的一个历史碎片。

与铜有关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贯穿着整个中原文明的诞生、发展与崛起。近现代的人看砚山，几乎都单一地停留在“南国神草——三七”上。被愚昧的水泥淹盖的郊址“将军第”门外的青石板砌成的古道、依然与天地同在久久传递着远古气息的平远大山村崖画，连同1997年在砚山县大各大村出土的被确定为“万家坝型”的大各大铜鼓，拨开两千多年前华夏文明挣扎崛起的战国余韵。

二

今天静静躺在文山州博物馆里的大各大铜鼓，古朴、浑厚。把砚山人文历史推向了两千多年前的战国中期，也就是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前100年左右。这些铜鼓与1980年在平远大山村岩画一同成为砚山古代文明的佐证，这些文明遗迹、实物的发现，这意味着砚山县的文明史在某些层面是与全国同步的。而在远古时期，砚山就有人类居住。

大各大铜鼓没两百年后的北流型铜鼓那样有着丰富华美的装饰、没有向外放射出光芒的光体，没有精细的制作工艺。它形状朴拙，造型简洁，却同样是令世人瞩目的大古董，十分真实而毫无虚妄。

三

大各大村所处六诏山脉。六诏山，是位于中国云贵高原的一座山脉，地处云南省东南部。六诏山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主要山脉。六诏山主峰为羊雄山，海拔为2502米，位于丘北县境内。六诏山区为喀斯特地貌，山多石多，土地瘠薄缺水，粮食作物多为包谷，也有小麦和少数水稻种植，经济作物最有名的是三七。丘北县与砚山县山水相连，绵延500余公里的六诏山中，砚山县阿基乡与丘北县树皮乡紧紧交接。在砚山县境内长达150公里的`六诏山段，古代植被履盖率较高，地下有丰富的原煤、锰矿、金矿、铅锌矿、膨润土、玛瑙等20种珍贵矿藏。

自古以来，砚山世居民族有彝族、壮族、苗族等，在两千多年的物物交换过程中，砚山县成为连接红河、昭通、四川、贵州、广西等地商业栈道中的一个重要结点，自古就是直通昆明的“特磨古道”和直通广西的“邕州古道”，也就成为“滇桂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料记载：隋唐时期，滇东南六诏山出现“和蛮”部落。南诏崛起后，各地哈尼族直接隶属于南诏，与滇东北、滇南彝族一起，被统称为37部蛮，其中的因远（元江）、思陀（红河）、溪处（元阳、金平）、落恐（绿春）、维摩（丘北、泸西、广南）、强现（文山、砚山、西畴）等7部均大部分为哈尼族。六诏山区各部哈尼族，以强现部（文山、砚山、西畴）最为强盛，其领主龙海基“素为诸夷所服”（见《新纂云南通志》卷一七四，《土司考·开化府》），统一了各部大小领主，宋皇佑时受宋王朝令世领六诏山区，世代为滇东南最高领主。

四

自有县志记载以来，阿基乡世居民族以汉族、彝族、壮族、苗族为主，史料记载的哈尼族，应该在较早时期向红河迁徙并融入到当地的哈尼族群中。这样的差异或者说是群体性的迁移，目前无据可查。乾隆《开化府志》记载，当时六诏山“土田多美，稼穑易丰”，这样看来，并非“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造成的。大各大铜鼓的出土，直接佐证了当时阿基地区及周边地区人烟趋于密集。

大各大铜鼓的功能，战时或召集部落会议时作为鼓来敲击，而平时也会用于盛物品，这应该是显示社会稳定无战事，部落头人与部落民众长期处于平和的农耕状态。大量的文献记载和一些考古资料证明，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王贵族或酋长头人，在使用铜鼓时，首先是将其作为权利和财富的象征，铜鼓之于南方贵族，犹如铜鼎之于中原贵族，在表明拥有者身份的意义是相同的。大各大铜鼓也应该证明当时大各大是一个人丁兴旺、家族庞大、农耕发达的地区。

大各大铜鼓初步展示了该地区甚至是整个砚山县和周边地区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历史风貌。从今天的地质考察显示，砚山境内有史以来是没有铜矿的记载的，而距离四百公里外的东川，则是春秋战国以至近现代整个中国铜矿的最大供应地。今天的砚山县江那镇郊址村民委有座“诸葛山”，相传是诸葛亮所部征战云南时当地百姓给山取的名字。有传说诸葛亮把铜鼓及期制造工艺带到了云南，云南出土的包括大各大铜鼓在内的6面铜鼓，以及广西博物馆263号铜鼓，在各种图案中出现的“孔明将君”的反书和横书，不少专家都证实了这一推测的合理性。然而，以东川铜文化为核心的西南古文明，太多的史料和文物证实：包括大各大铜鼓在内的云南古铜文明，与山西等中原铜文化并不传承关系，而是并列的。也就是说，滇铜文化自成一体。这些铜鼓的铜锡比例配比恰当，冶铸技术高超，在工艺水平方面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高度。

这些铜鼓的铜锡比例配比恰当，冶铸技术高超，在工艺水平方面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高度。

五

穿越悠悠千古，探寻大各大铜鼓之谜，是不能够与当时大各大居民与周边甚至更远地方在军事、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交融的。历史的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各大经济并不繁荣、文化也处于一个较低的发展水平，铜鼓是能够反映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的为数不多的文物。当时的大各大交通、水利水平不发达，完全处于一个落后于同期水平的农耕时代。而相传2600年前东川附近的洛尼山来了武老撮的孙子笃慕，包括武老撮在内的11个弟兄“过了河”后分家，各奔东西，只有武老撮留下来传为后来的彝族，之后又有云南昭通彝族“六主分支”的传说，这也可能形成了阿基土著哈尼族整体迁徙、大凉山、楚雄彝族进驻的状况。

红河的锡矿的采冶历史悠久、东川的铜文化同样历史悠久，无论是诸葛亮南平，还是彝族“六主分支”，这些历史因素都为大各大拥有铜鼓文化奠定了历史的可能。

大各大铜鼓展示了砚山上古以来的丰富历史，向人们倾诉着“特磨古道”“邕州古道”和“滇桂走廊”的两千多年历史变迁中族群变迁、文化发展的悠悠过往。苍翠的六诏山脉，久久回荡着来自中古，悠然的风。一面满载群雄崛起战国古风的铜鼓，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不动声色的，展示着砚山充满蛮荒古味，而厚重闪光的风流千古。

六

与铜鼓有关。崎岖的条条古道，斑驳零落的石板，串串马队的铃声，将六诏山脉与云贵高原、与古滇国连成滇桂走廊的一幅幅画卷。击鼓山林，古韵传音。深厚铿锵的铜鼓声与掠空而过的苍鹰，传递着久远的文明。驼着“南国神草”的马帮，留下一串长长的影子，从这里走向大海、走向平原、走向世界。彝家人在倮居黑久远的劳作，壮族儿女隔山的对歌，苗家咪朵动情的芦笙，承载着来年希望和丰收的“草人舞”，凝固成空灵的素描和古老的歌谣。

来自远古时代的平远大山村崖画，静默坚守的歪头营盘“要塞砥柱”，维摩乡“奇缘洞”碑文、砚山“石课盐碑”、江那郊址“将军第”、诸葛山“李应珍墓”，在滇桂走廊的贸易和守卫家园的征战中，传递着铜鼓书写的文明。一缕战国时代的炊烟，飘落在联通世界、通向大海的高速公路之网中；婉转悠扬“三七花开等你来”在远古铜鼓的敲击声中从“三七之乡”飘向远方，渗进两千多年之后更加神奇的大地。

明军缴获个铜鼓，东南亚霸主随之灭亡，铜鼓有何厉害之处？因为这个铜鼓是诸葛亮用来骗南中诸蛮，让他们以为是神鬼震吼，加上诸葛亮征服他们之后，还告诉他们，要是铜鼓不见了，南中诸蛮也会消失了。所以明朝知道这件事，就把铜鼓全部销毁了，南蛮连反抗都没有，就直接投降。

诸葛亮用铜鼓骗南蛮投降

在三国时期，诸葛亮想要把南中诸蛮征服，无意之间给诸葛亮知道了，南中诸蛮他们都非常相信鬼神之说，为此，诸葛亮特意制造了巨大的铜鼓，来吓他们。

据史书记载，这种铜鼓呈圆形，规格极大，大的甚至能装下一头牛。此鼓上宽而中间束腰，下端敞口。鼓面上有镇水神兽，四周有细花纹，颜色不算特别碧绿，敲打起来，发出嘭嘭的声音，如果放在水上击打，声音会更加大。

要知道每次诸葛亮出征南中诸蛮，他就叫人敲响铜鼓，基本上连山川都震动了，加上南蛮这个地方，他们从来都没有听过这样的声音，他们以为是神鬼震吼，是诸葛亮把水神召唤出来了，根本就不敢反抗了，直接投降。诸葛亮还把铜鼓留给南中诸蛮，告诉他们，要是铜鼓不见了，南中诸蛮也会消失了。

诸葛亮预言准了

到了明朝，明政府就不想让南中诸蛮那么嚣张，就开始想办法收拾南中诸蛮，把南中诸蛮都整成汉人，方便管理，也不用担心南中诸蛮时不时就来犯，国家才会安稳，不会百姓老是给他们骚扰，损失财物了。

明政府无意缴获了南中诸蛮的铜鼓，还敲响了铜鼓，南中诸蛮的人马上就害怕，无条件的投降，明政府发现了，经过调查，知道南中诸蛮把铜鼓当成国运，马上就派人把铜鼓全部销毁，南中诸蛮看到没有了铜鼓，都纷纷投降，加入明朝的管理，关键是他们在投降之前，还是说诸葛亮预言真准，真的太可怜，就这样给诸葛亮骗了上千年了。